第二张纸上一共一行。
她把两张纸撕下来，对齐，用回形针别上。八个人。
墙上挂着一块牌子：传染病预防控制所，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室。她的工作证压在桌上一摞卷宗底下，照片是她，名字是她，单位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，发证日期二〇〇二年三月。她不记得哪天拍的这张照片，照片上的人倒像是记得，嘴角往下压着，一副不耐烦等快门的样子。
处长姓葛，五十多岁，端着一个大茶缸子过来，往那两张纸上点了点。
“作战中心那边要的。说这八个不是八个，是一个。要找一个会看这种东西的。”
“点的谁？”
“点的你。”葛处长喝了一口茶，“那边一个借调的，姓白，说你〇三年那回查过医院里的聚集，查得清楚。人家记得你，你倒问我。”
她说哦。
葛处长走了。她把手机从抽屉里拿出来。一台诺基亚，按键磨得发亮。通讯录翻到底，有一个字：白。
她不记得存过。
她按了拨号。响了两声。
“喂。”
“你在哪？”
“西山。”
“干什么的？”
“作战中心。借调，算法。”他停了一下，“门牌上这么写的。”
“你点的我？”
“他们说是我。”
“你记得吗？”
“不记得。”
她把那两张纸翻过来又翻过去。“我这儿八个。”
“我这儿也是八个。”
两个人都没说下一句。下一句是第九个，两个人都知道是谁。
“信在我这儿。”她说。
他那边没有声音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你想送。”
“我想先查。”
＊ ＊ ＊
查了三天。
她在墙上钉了一张坐标纸，拿铅笔画格子。一行一个人，一栏一样东西。电话打到普林斯顿、日内瓦、筑波，打到合肥，打到良湘。国外那几个是作战中心转来的材料，翻译过的，有的地方翻得驴唇不对马嘴，她就打电话找人再问一遍。
她眼里的病例表是这样的：
一，普林斯顿，五十四岁，理论，十月初。精神科就诊史：无。科学边界：去过两次。
二，日内瓦，四十一岁，实验，十月中。无。通信。
三，筑波，三十八岁，实验，十月底。十年前抑郁一次，已愈。去过一次。
四，合肥，四十六岁，理论，十一月初。无。去过三次。
五，剑桥，六十岁，理论，十一月中。无。通信。
六，大阪，四十四岁，应用光学，十一月底。无。去过一次。家属：说冲出来的照片上有字。
七，良湘，三十三岁，实验，十二月初。无。去过四次。
八，帕萨迪纳，五十岁，结构材料，十二月上旬。无。去过一次。同事：说眼睛里有数。
她把铅笔夹在耳朵上，退后两步看。
九月以前一个也没有。
她打电话问他：“九月出了什么事？”
“良湘九月开机。”他说，“别处差不多也是那时候。”
“开机怎么了？”
“同一组条件，每回出来的不一样。”
“你看过？”
“看了一个礼拜的日志。”他说，“不像坏了。坏了是有规矩的。”
她挂了电话，在九月那一格底下画了一道线。
八个人，八个都跟科学边界搭过话，见过面的六个，通过信的两个。从第一回搭上话到出事，最短的三个礼拜出头，最长的不到两个月。八个人里七个从来没看过精神科。剩下那一个，十年前看过，好了。
还有两个人不是搞物理的。一个磨镜片，一个算房梁。这两个人，一个说照片上有字，一个说眼睛里有数。
她在这两行底下也画了一道。
帕萨迪纳那一行，她又打了一回。接电话的是死者的同事，隔着一个翻译，翻译是作战中心找的，英语比她好，耐心比她差。
“他去看过两回眼科。”同事说，“第一回医生说没事。第二回医生还说没事。他说医生看不见，只有他看得见。”
“看见什么？”
“一串数。他说一天比一天小。”
“后来呢？”
“后来他把手上那个项目停了。停了以后就没再提眼睛。”同事想了一下，“那个礼拜他心情挺好的，还请组里吃了一顿饭。”
翻译把这句翻完，自己先停了一下，问她：“这算好事吧？”
她在第八行的备注里添了一句：停工后，自述好转，请客。
“不算。”她说。
＊ ＊ ＊
大史是第三天下午来的。
一件旧皮夹克，进门先找烟灰缸，没找着，把烟掐了别在耳朵后头。作战中心的人，她跟他打交道有些年头了，这是葛处长说的。他看她的眼神确实像认识她很久，她只好也装得认识他很久。
他把一沓复印件拍在桌上。“科学边界北京这一摊，去过的、留过名的，都在这儿。四十一个。”
她一张一张地看，往坐标纸旁边又钉了一张。四十一个人，一行一个，三栏：头一回是哪天搭上的话；是不是搞物理的；最近一个月有没有反常。
反常那一栏，她让大史的人去问。问得很土：还在不在上班，最近有没有把东西还人、送人，睡觉怎么样，有没有突然好了。
“突然好了也算？”大史问。
“算。”
“好了还算反常？”
“想定了的人，”她说，“都睡得着。”
大史看了她一眼，没再问。
第二天反常那一栏回来了。四十一行，大部分空着。有两行，空不了。
一个姓邵，邵振川，材料所的研究员，四十三岁。头一回去科学边界是三个礼拜前。上个礼拜把他那台炉子停了，没打报告。
另一个跟第七行是一个组的。头一回去，八个礼拜前。两个礼拜没去所里了。图书馆的书全还了，一本没欠。自行车送给了组里一个研究生。家里人说她最近夜里不睡，坐着。
八个礼拜。最长的那一个，也不到两个月。
她看着那一行，看了很久。
那一行的名字，她来之前就知道。
＊ ＊ ＊
她先给邵振川打了电话。
他接了，声音很客气，说最近是累，炉子停是因为一个零件要换。她问他拍的照片上有没有多出来的东西。他停了一下，说没有，常大夫你们疾控管得真宽。
她在本子上记：否认。停顿约两秒。
然后她拨了杨冬宿舍的号码。
拨到第五位，手腕上的珠子热了一下。
不烫，只是热，像谁拿手掌捂了一下。心空了一拍，又接上了。
她把听筒放回去。
不到一分钟，桌上的手机震了。
“刚才。”他说。
“我拨了个电话。没拨完。”
“没拨完也算。”
“算多少？”
“一下。”
她拿铅笔在桌上敲了两下。“那我当面给她，算几下？”
他没答。
“明天下午我有会，”他说，“跑不开。”
“我又没叫你。”
＊ ＊ ＊
第二天中午，大史的人回话：杨冬这一个月住在她妈那儿，清华，荷清苑。今天一早自己坐车回了良湘，说回宿舍收拾东西。
她不去荷清苑。那栋楼里住着一个人，她不能见。
她坐了一个半钟头的车，到良湘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差一点。宿舍楼五层，红砖，楼道窗户上糊着去年的报纸。杨冬住五楼。
楼门口她停了一下，掏出手机，按了几个字，发给他。
“我去送信。”
一楼。二楼。
到二楼的时候珠子热了。她没停。
三楼。
心空了一拍。不是吓的。是该来的那一下没来。然后两下一起撞上来，撞得她扶住了栏杆。
后面就乱了。快一阵，慢一阵，中间空着。手腕底下那一颗也乱了，跟着她这一颗乱，两颗叠在一起，分不清谁是谁。
珠子烫起来了。
她往上走了一级。
又一级。
胸口像被人拿脚踩着，往下压。眼前发灰，灰里一点一点的白。她扶着墙，数台阶。到五楼还有二十一级。
手腕底下那颗心，停了。
一拍。
两拍。
她在第三级上站住了。
信在她胸口，隔着毛衣，硬硬的一角。她把手按在上面，按了一会儿。
然后她转过身，背对着楼上，在台阶上坐下了。
心回来了。两颗一起回来，先乱，乱了七八下，再一下一下找回各自的拍子。
她想站起来。
腿不听。墙往一边歪，她跟着墙往下滑，后脑勺磕在三楼半的窗台底下。窗户上的报纸是去年的，日期正对着她的脸。她想看清是几月几号。
没看清。
＊ ＊ ＊
同一个时候，西山，地下二层。
白道微坐在一张长桌的末尾，前面是一摞良湘的运行日志，开会的人在说下个礼拜的安排。他没在听。
兜里的手机震了一下。他拿出来，看了一眼，站起来。
“白工？”有人叫他。
他已经往门口走了。手腕底下那颗心在往上走，一步一步，是上楼的节奏。
走廊里没有人。他拨她的号码，听着它响。
响到第三声，心空了一拍。
他把手撑在墙上。墙是刷了绿漆的水泥，凉的。手机还在响。
后面的事他记得不全。记得乱，记得烫，记得那边停了，自己这边也跟着停了，走廊的灯管一下子变得很远。记得有人从拐角过来，一把薅住他的领子，没让他的头撞到地上。
是大史。
＊ ＊ ＊
她醒的时候是第二天上午。
一间病房，四张床，暖气烧得太足，窗玻璃上全是水。手腕上缠着纱布，底下一圈火辣辣的。
大史坐在床边的折叠椅上，皮夹克搭在膝盖上。
“醒了。”
“几号？”
“十四号。”
她看着天花板。
“杨冬。”她说。
大史没马上答。他把皮夹克从膝盖上拿起来，又放下。
“昨天下午。”他说，“安眠药。晚上九点同楼一个研究生发现的。法医说是三点到五点之间。”
她没出声。
“你躺在三楼半。”大史说，“四点多，一个老太太买菜回来，看见你，叫的车。她在五楼。”
她闭上眼睛。
二十一级。
大史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有件事我搁不住，问你一句。”
“问。”
“楼里老太太说，三点十分前后听见楼道里咚一声。”大史说，“他在西山，三点十分前后，一头栽在我跟前。”
她没睁眼。
“你俩是一个病？”
“心脏。”她说，“遗传的。”
“俩人遗传一个病。”
“嗯。”
大史看了她一会儿，站起来，把皮夹克搭在肩上。
“他在楼下。”他说，“人家不让上来，他说他也是病人，人家说病人更不能乱跑。”
他走了。
过了半个钟头，白道微上来了。病号服外头套着自己的大衣，手腕上也缠着纱布。他在大史坐过的那张椅子上坐下，没说话。
她也没说话。
“短信收到了。”他说。
“我以为送封信不算。”
“算。”
“那什么不算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暖气片咔咔地响。
“邵振川，”她说，“书上没有他。”
“没有。”
她把缠着纱布的那只手搁在床沿上。他把自己那只也搁过来，搁在旁边，两圈纱布挨着。
“下回，”他说，停了。
“下回什么？”
“下回告诉我是哪栋楼。”
“告诉你有什么用？”
“我好知道往哪边倒。”
她把脸转过去，对着窗户。窗玻璃上的水汽往下淌了一道。
＊ ＊ ＊
她当天下午就出了院。
杨冬的宿舍门上贴着封条，大史揭了，说你们疾控要看现场，看吧，看完我再贴上。
屋子很小，收拾过。床铺平了，被子叠成方块。桌上的书码得齐，书脊朝外，高的在左，矮的在右。暖壶灌满了。茶杯洗过，扣在托盘上。
一张纸，已经让大史的人装进了证物袋。大史问她要不要看。
她说不用。
她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。她来之前就知道。
桌上最外头那本书里夹着一枚书签。她抽出来。是塑封的，里头压着一片叶子，干了，发黄，叶边是锯齿，叶脉细细的，一根一根很清楚。
白桦。
“她妈来过了。”大史说，“坐了一个钟头，什么都没拿，就拿走一张照片。”
“大史。”
“嗯？”
“给我十分钟。”
大史看了她一眼，出去了，把门带上。
她在床沿上坐下，从毛衣里面把那个牛皮纸信封拿出来。二十六年了，信封的折痕已经发白。四张处方笺，两面都写满了。
她念出声来。
“孩子：你还没生出来，我不知道你是儿子还是闺女，就两样都写了。山上的冬天很冷，零下四十度，耳朵冻了不能搓……”
她念得很慢。念天线，念河北老家的那棵槐树，他小时候爬上去下不来，叫他爹拿竹竿捅下来的。念到认树那一段。
“白桦的皮是白的，一层一层的，能接下来。”
那个“接”字是错的，二十六年前她就知道是错的。她照着念。
手里那片叶子，她一直攥着，攥得塑封都热了。
“……你妈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，你要听她的话。等你长大了，爸爸带你上山看天线。”
她念完了。
屋子里没有人回答。暖壶的塞子没塞紧，往外冒一点白气。
她把四张纸理齐，装回信封，揣回毛衣里头。书签夹回那本书里，夹在原来那一页。
＊ ＊ ＊
傍晚，良湘所里的医务室。
她要了杨冬的健康档案。年年体检，年年正常。精神科那一栏，从来没有挂过号。宿舍楼的管理员说，杨冬以前晚上十一点关灯，准得跟钟似的，最后那两个礼拜，灯一宿一宿地亮着。
她在本子上写：既往无抑郁史。无家族史待核。起病两周。
写完了，她在底下又写了一行，又划掉了。
划掉的是：这样的人，本来不该在分子上。
＊ ＊ ＊
那天夜里，丁仪的家。
一屋子酒瓶。丁仪拿一张小台球桌给他们演了一遍：同一个球，同一个力，台子挪到哪儿，球都进同一个袋。这是物理学的底，他说。现在这个底没了，不是哪一处坏了，是哪里都靠不住了。
他说杨冬那几天就跟他说过这一个意思，说了好几遍。他说他那时候没听懂。
白道微靠着门框，一句话没插。常灵珂坐在一把堆着报纸的椅子上，看着丁仪的手。丁仪的手在抖，抖得最厉害的时候，是说到“她把茶杯都扣好了”。
后半夜，作战中心。常伟思把纳米中心一个叫汪淼的研究员请了来，请他去科学边界，替这边看看里头到底在说什么。汪淼不肯，说他是做材料的，不是做这个的。常伟思没逼他，只把杨冬的照片放在了桌上。
汪淼看了照片很久，答应了。
常灵珂把她那张坐标纸也放在桌上，在邵振川那一行底下拿铅笔画了一道。常伟思看了一眼，推给大史。
大史把那张纸折起来，塞进皮夹克里。
＊ ＊ ＊
天快亮的时候，大史把车停在西直门外一条胡同口。墙角一个羊杂摊子，一口大铝锅，一盏灯泡，两张折叠桌。
“四碗。”大史说，“多放香菜。”
汪淼端着碗，捧着，不喝。热气把他的眼镜糊住了，他也不擦。
“出了这么大的事，”他说，“你们怎么吃得下？”
大史没理他，掰了一个烧饼泡进汤里。
常灵珂拿筷子拨了一下碗里的肝，也没吃。她从下午到现在，没说过一句跟案子无关的话。
白道微低头看了一会儿自己的碗。
“汪老师，”他说，“这一碗，够您从这儿走回中关村。”
汪淼愣了一下：“我住知春路。”
“那再来一碗。”
常灵珂笑出了声。
笑得太突然，她自己都没防备，一口汤呛在嗓子里，咳了好几声。大史拿筷子指着白道微：“你这人，是算热量呢，还是算路呢？”
“算路。”白道微说。
她咳完了，眼角是湿的，低头把那块肝吃了。
他没看她。手腕底下她那颗心乱了一阵，又快又不齐。他等了等，听出来不是那种乱。
是笑乱的。
他把自己碗里的香菜拨到一边，接着吃。
＊ ＊ ＊
她的手机在桌上震了一下。
一个陌生号码，四点四十七分发的。
“常大夫：您那天问我，冲出来的照片上有没有多出来的东西。我没说实话。”
她盯着屏幕。
手机又震了一下。同一个号码，第二条，就一个字。
“有。”